巴比伦柏林第一季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启示录》18∶1-2)

德剧《巴比伦柏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到目前已播出三季。尽管难以逃脱影视工业和消费市场的痕迹，但这部作品仍是少见的佳作。故事发生于魏玛共和国的后期1929年4月，到第三季结束，时间也只停留在当年10月。就在短暂的时间里，各种思潮和势力在涌动和冲突：按照时间顺序，托派、苏共、民主派（魏玛联盟）、德共、黑帮、保守派、保皇党、国防军以及纳粹相继登场。

和众多影视作品一样，《巴比伦柏林》也采取了散点叙事的方式，它截取了1929年的历史剖面，然后多线展开。在德国历史上，这一年并不像魏玛共和国成立的1918年、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二战爆发的1939年那样关键，但通过这个横截面，观者能够很好地勾连起二三十年代德国前后历史的痕迹。剧中的1929年，托派和苏共在柏林暗斗；国防军和保守派对《凡尔塞和约》日益不满；魏玛当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经济危机席卷欧美；纳粹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部分剧情带有“演义”的性质，但这部剧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陷入琐碎的支线，线索交错且富有层次感：从情节上看，第一季到第二季线索比较清晰，围绕着苏共、托派、国防军、黑帮对一车黄金的争夺展开。第二季到第三季线索稍显分散，围绕着民主派对国防军与保守派“阴谋”的角斗、女明星死亡案、女佣格雷塔以及经济危机展开。由1929年的横截面出发，众多线索逐渐汇入一条清晰的主线。到第三季结束时，纳粹上台的情景已经呼之欲出；而从人物上看，这部剧作也可以被视为故事主角格里安和夏洛特的精神历程。

《巴比伦柏林》不是在客观叙述这些历史，它让主人公遭遇它们。宏大历史下的个体经历，也许是现代人进入历史的最直接和切身的途径。因为我们作为生存在世界上的单个个体，必定会亲身经历某些重要时刻——如果身处时代的漩涡，则更无法避免。但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视角的局限，那么历史也可能飘渺如烟。这也是《巴比伦柏林》存在的问题，以广度代替深度，呈现历史但又逃离历史。所有体验者，也都因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属于现代人的安全。

故事的男主角格里安来自科隆的警察，天主教徒，不过他和嫂子赫尔嘉保持多年的暧昧关系。曾参加一战。当时他因为怕死，离开了倒在阵地的哥哥并撤回后方。也因此患有战斗应激反应。他受父亲委托到柏林调查并销毁一卷秘密录像。故事的女主角夏洛特家庭贫穷，家中老小姐妹共住一间出租房，母亲患病。她经常出入夜店赚钱，偶然的机会让她进入警察局工作。

男女主角明显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无根者。夏洛特的处境让我们很好理解，让她的肉身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夜店/舞厅/酒吧就是现代社会的无根之地。而格里安情况不同，他背离手足同时也背离教义，再加上战争的创伤，他在精神上是被放逐的状态。

第一季剧末最戏剧性的一刻：格里安终于拿到秘密录像并开始播放。配乐平缓忧伤，到播放最后一部时转强。谜底揭开，宣告着他精神的完全放逐

再看几位配角，他们出场时间不长，但在形象塑造上可圈可点。民主派议员本达和警察局长崔贝斯基，他们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去回应魏玛民主的敌人，保卫魏玛宪政：一个试图揭发军方的阴谋，另一个迅速镇压工人游行。另外两位保守派人物也值得提及，同为一战退役军人的警察沃特，和兴登堡的助理温特议员。这两位保守主义者曾分别在某个时刻，短暂地向格里安露出自己的思想锋刃：

“你不是英雄，你是叛徒。毫无价值，毫无道德，毫无胆量。我们是为了其它的目标，而你呢？你就只会照章办事，和其他懦夫一样……”（沃特）

沃特没说完，因为他耳朵马上被格里安开了一枪……

“私人利益对我来说不值一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清理行动中受益的是我们的国家。我肩上担有任务，这项任务要为重建德国的未来指明方向，但我不指望你也有这样的远见。你不过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警察罢了。”（温特）

温特说完走了，格里安也收起藏好的录音机，顺利收集完证据和队友会合……

这两次交锋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真正对话。由于“对手”的思想过于鲜明和有力，反倒让主角显得有些怪异：格里安只有被动的“行动”，但没有任何主动的“回应”，或者说没有同等分量的直接回应。问题和回答发生了错位，他的“回答”符合逻辑，但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在格里安看来，沃特身为警察勾结国防军违宪，并杀死同事；温特借纳粹之手杀死民主派议员本达，并嫁祸于一个女佣。也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魏玛民主制度并有非人道的行为，所以站在格里安的对立面。但他们也正是以某种肉眼可见的极端，向魏玛民主的合理性发问，以“例外状态”（卡尔·施米特语）的方式，质疑规则/规范/法规不可逾越的充足理由。

相较于他的保守主义对手，格里安并不作为一个具备足够强度的思想个体存在，在这些时刻他甚至没有思想的波澜，悬置了自我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倒是独断和拒绝交流的一方。所以他的行动坚决而又空洞，始终在行动但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内涵。

无法回应的格里安是一个现代的“神话”（罗兰·巴特语）。这个神话的内容就是人永远以孤独、被抛弃、感伤忧郁、易受损害、反抗绝望又难以逃脱的形象存在。这个神话在世界的盛行始于“奥斯维辛之后”。因为主角“过于”现代，而我们正是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的现代人，所以这就是《巴比伦柏林》让观者感受到某种切身性和亲和力的原因。只有无根者才会对无根者的故事产生共鸣。

至于这个现代神话的对手，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已经雄辩地使保守主义者的一切言论丧失合理性。尽管我认为剧中没有实现主人公与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对话，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某些思想得到了呈现。这段历史在这样的叙事中很容易变得空洞，易于排解。剧中对保守派的刻画是直观而简陋的。几次温特出场的镜头，庄园、森林、跑马场，很好地表明保守派与“大地”的关系，但并没有体现出二者潜藏的矛盾，某种根源性的问题。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是世俗秩序的捍卫者，而到现代，冲突愈演愈烈，大地已丧失其原有的亲和力，不再承受传统的价值和道德。

世界越现代，才越会产生无根者，才越会发生冲突。不过至少在二三十年代社会思潮整体右转的德国，这些无根者显得过于现代，过于突兀。他们的一己之力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只能让自己清醒而痛苦，这也是在现代社会无数次上演的悲情故事。例如，加缪的《鼠疫》同样营造了现代个体面对耶和华降灾（瘟疫/战争）的情景。这是一个在现代发生的形而上学的抉择时刻，但加缪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出路——通过个体反抗生存痛苦的方式，就能抵抗沉重的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在2020年“瘟疫”再次降临之际，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其《重返中世纪？》（Regreso al Medioevo）一文中称《鼠疫》是一部“糟糕的、平庸的小说”。

剧中温特在一次国防军的聚会上说道：“如今，保守不仅仅意味着保卫，保守更是意味着去创造那些值得保护的东西。”此前他曾提及云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的一段话，让人眼前一亮：“政治是一个命运问题。从政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本能比知识更重要”。而作为坚定的保守主义革命者，云格尔即使到了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德国后代看来的争议思想。他在其书《在大理石悬崖上》（1939）中预感到战争即将到来，但他并不信奉和平主义，因为和平是现代社会麻醉自身的幻梦。他在书中形象地描绘文明在现代的失控：

“那些人原本自命聪明睿智，足以与陈腐的祖先崇拜一刀两段，到头来，却纷纷屈从于蛮族偶像的魔力。这等人蒙昧的面目，比中午烂醉的酒鬼更加可憎。他们自以为翱翔云霄，还以此夸耀，其实却在尘埃里蝇营狗苟。”

《巴比伦柏林》是一部用心之作，它试图细致地呈现当时德国社会的断裂和冲突，尽管在某些关键处难以见到真正的思考与回应，并使我们又一次目睹一个现代神话的诞生。或许我们不应停留于此，停留于用一种现代而安全的方式去理解那个时代。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消失。

必有剧透 按季更新 第一季共三篇

好了回到时间线，夜总会舞会之后，发生了大家都一脸懵逼的场面，格里安居然跟房东太太搞在一起了。试想那晚发生了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张国荣、刘嘉玲和袁咏仪的《金枝玉叶》，里面有一场戏是张国荣的角色对袁咏仪产生了感觉但以为她是男人因此没敢怎么样，回家忍不住就睡了自己的女朋友（即刘嘉玲的角色）。我脑补的就是这样类似的设定，生理上的补偿。尤其是从房东太太后来一系列的反应来看，一晚就被睡服啊：从满脸死灰到满脸光彩，连愚钝的Bruno太太都察觉到了说你越来越漂亮了，虽然大家吐槽说这廖凡一样的脸不知道怎么夸的下口，但你不得不说久旱逢甘霖啊状态是不一样，演员和导演的功力是到位的。在格里安要搬走来告别的时候，房东太太没有开门，看的出来是真伤心。顺便提一下她那一袭黑衣坐在红色丝绒单人沙发上手里一根烟的画面还是很美的和很忧郁的，油画一样的质感。

第一季的高潮和大结局是男主007一般的表现得到了胶片并烧毁了胶片，为第一季做了交代，同时形成了格里安这个人物的转折点，这件事之后的格里安，在心理层面即将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也是我认为发展CP关系只是结果，更重要的是看到两位主角的个人内心成长之路，然后就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他们走到了一起。

那么对格里安来说，出身在官二代家庭，上头有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哥哥，爸妈从小就有意无意显露出你不如你哥，然后他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理想型女生，结果这女生在两兄弟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怀上了哥哥的孩子变成了嫂子。经历了这些的格里安内心应该是充满了得不到父辈认可的自卑感和种间竞争的失败感的，这种感觉被深深压抑在自己的潜意识中，直到在战场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潜意识被释放出来做出了那样一个人神共愤的举动，后来他连自己都没法自圆其说，从情感和理性层面都没有办法自洽。不知道格里安是如何度过那一个个夜晚的，当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无法直视，最后选择了逃避、欺骗自己和别人、逐步变成生理心理疾病和依赖药物。这也一直是心理医生在帮他寻找的根源和面对的真相，是他这个病例心理治愈的关键点。

再看下格里安与母亲的关系，他一直以来的怨念是母亲认为该回来的是阿诺而不是他，这事情被反复提到，可见是他情感上过不去的一道坎，那么投射到格里安与女性的关系上，就是要跟哥哥竞争才能获得情感满足？这会不会就是一直与嫂子保持着偷情关系的源动力？如果哥哥从中撤出了，比如哥哥死了，这种关系反而维持不下去了，看剧情发展这样解释基本符合逻辑。

胶片找到后父亲人设彻底崩塌了，基本上格里安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世界观都崩塌了（查案期间每次给父亲打电话汇报进展格里安都显得那么紧张，可见是很想完成任务获得父亲的认可的），这件事促动了格里安想要与过去的一切告别，他决心不再回头，留在柏林，并要跟嫂子分手。这是想要一切重新开始的标志。在告别信中说实话我一点没看出来他跟嫂子情感上有什么割舍不下，只是找了个理由想要尽快跟过去拜拜重新开始。

《圣经•启示录》中这样写道：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灭掉犹太国，将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拆为一片废墟，近万犹太人连同他们的国王，被掳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巴比伦之囚”事件。

灾难中的犹太民族

恐怕正是这样的亡国之恨，让犹太人在旧约里将此处愤怒地称为变乱之城。在巴别塔的传说中，巴比伦国王妄图造出通天的巴别塔，而被上帝忌讳。上帝把人类分裂成不同语言的群体，高塔因人们无法合作而停工。巴别塔暗示人类的狂妄自大，最终走向战乱丛生。

1929年的柏林也是这样一个各方势力轮番登场，动荡不安的城市。历史上著名的魏玛宪法，现今的《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少许条文，它真正的民主思想无法在魏玛时期实现。最后魏玛共和国选出希特勒这样的元首，专制独裁，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巴比伦柏林是典型的小切口大制作。导演巧妙地选择这一时期的普通人，警察局的风纪检查员，作为一切事件的关联者。

男主颜值在线

他是科隆来的警官，格里安。表面上在扫黄，收缴无数黄片，而暗地里还背负着其他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不光彩的，直接地揭露官员的黑暗腐化。

最后一集格里安在夜总会放纵

格里安完成“使命”后又将何去何从，是第一季留下的谜。他患有战后PTSD，处于政客、黑帮、国防军权力的漩涡，他在柏林如浮萍一般，没向任何势力靠拢。

他的同事沃尔特属于国防军一派

一战后期德国战争失利，为应付战争的庞大经费，人民生活艰难。这时工人举行罢工，大规模游行示威，掀起民主革命。社会民主党宣布建立魏玛共和国，成为执政政党。

而国防军把战争失败归因于这场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我们会取得胜利。”这样荒唐的说法，在当时却被大多数人认同。

这列火车是黄片胶卷外的另一个线索。表面上火车里装着德国最大钢铁商，尼森的货物。而尼森与国防军在一条船上，火车牵扯到许多势力，国防军、社会民主党、“红色堡垒”、黑帮、苏联。

这些人指的是黑色国防军

除了国防军走私的武器外，火车上还有一车厢的金条。阿列克谢·卡达克夫是“红色堡垒”的核心人物，他们要将黄金送往伊斯坦布尔，资助托洛茨基革命。卡达克夫的情人，斯维特拉娜觊觎着金条，同时这个女人身份成迷。

夜总会的狂欢

斯维特拉娜唱着“尘归尘，土归土，浮生若梦，徒手随风”，一边是乱世浮华、纸醉金迷的狂欢，另一边是由于她的背叛，遭到苏联使馆屠杀的“红色堡垒”成员们。

斯维特拉娜冷酷聪明，贪婪毒辣，非常美艳

格里安与女主夏洛特，也在共同调查这列火车。夏洛特在调查中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但她最初接近格里安，却是别有阴谋。

夏洛特被威胁

夏洛特住在贫民窟，白天在警察局做临时的文书工作，夜晚去夜总会跳舞，还与有钱的顾客进行性交易。但她从未向贫穷、肮脏、黑暗的生活妥协，她聪明而有野心，坚定地朝目标努力。

这时的警察局，有53个男厕所，但只有5个女厕所。女性在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强烈的挤压，即使受过教育，许多女人仍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她们从事卖淫。

我们跟随着夏洛特穿过贫民窟，看见街道上失业的人群，乞讨的儿童，色情场所中纸醉金迷的警察和官员们，排着队进教堂庇护所的妇女，手眼通天的黑帮。

夏洛特眼睛里的光芒，是压抑阴暗的环境中充满生机的美好。正如她第一次在厕所偶遇格里安，给浑身抽搐的他喂药。即使周围有再多的阴谋漩涡，他们未来发生的爱情，是治愈对方的强大力量。

——《魏玛文化》摘录（我或许也会将此评论的内容同样放在这本书的书评里）

魏玛文化

7.8

（美）彼得・盖伊 / 2005 / 安徽教育出版社

“...，难怪有许多“好的德国人”，比如像海德格尔，会把柏林看成是现代的巴比伦而不愿去住在那里。”

1.关于柏林

1）作者说：

哈斯出生在布拉格，最后却完全认同柏林，他在那里以写电影评论成名，同时编辑《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杂志，然后“我发现我所认识的柏林人很少是真正在柏林出生的”。不过，“只要好好用力呼吸柏林的空气，很快就可以成为柏林人”。哈斯深爱柏林，这个城市让他变得多愁善感：“我特别喜爱柏林女人机灵快速的说话样子，也喜欢剧场、酒馆、街上以及咖啡馆里人们那种敏捷反应的样子——那种凡事无所谓却又认真专注的姿态，整个气氛是那么可爱迷人，冷静却不冷淡，一种说不出的机动性感觉，他们热爱工作，随时准备接受重大打击——然后再继续生活”

2）茨威格记载了通货膨胀时期的柏林：

“柏林，”他写道，“已经转变成为全世界混乱离谱的中心，酒馆和许多游乐场全都在一夕之间关门大吉，我们在奥地利所见和这里相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说明德国人是如何爱搞怪和多么变态，许多弄成柳腰细身的男孩子，乔装成女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每一位高中学生都想在外面赚外快，在阴暗的酒吧里，我们可以看见高级公务员及高级财务官员和一些喝醉酒的税收肆无忌惮地打情骂俏。及时古罗马时代秀多尼奥斯（Suetonius）时期的众酒徒狂欢清洁，都比不上这里化妆舞台的嚣张淫乱，许多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警察的仁慈目光下，若无其事般滑着舞步。这真是价值崩溃的时代，连许多想来号称秩序最稳固的中产阶级亦难幸免，一样跟着一起疯狂。许多年轻女子都骄傲选成自己是性倒错，在柏林的学校里，一个16岁的姑娘如果被怀疑仍保有童贞，会觉得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2.关于青年及传媒

青年（右翼青年）,......，结果都会是他们牺牲自己的青春并把自己束缚在政治冒险和狂乱的意识形态上面，或是伪装成新形势的老式工业和军事官僚机器上面。

“年轻人导出乱闯，追随错误的神和领导者，但还是坚持像追寻清明和精神的律则。”

“然而，这些年轻人身处杂音、冲突的诉求方针、纳粹的血腥集会以及共和的病态环境当中，他们如何寻找到清明和精神的律则呢？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电影，只是徒然引发混乱。”

作者接着举出《大都会》的例子，并认为其只能算是一部“缺乏想象力的狂想影片”，“只讲究画面构图，内容却十分贫乏空洞”。“父亲的复仇和全能的母亲，可以说是魏玛共和时代最常见的两大重要主题，而此两者对年轻人而言都是深具破坏性的”

作者提到著名的宣传家和出版家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描绘并指出了父亲复仇的必然结果：

“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都是一些经过伪装的本能冲动，在他们的讨论之中，把个人的观念引申成为世界观”。然后，他们努力攀附于英雄崇拜，“没有英雄他们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无所适从，但是他们从来不了解什么是困难，什么是危险，以及什么是现实的冷酷法则”。总之，他们根本还未真正长大，现在，由于精神和经济的需要，他们就投向反知性的行列，把思想看成是无能的象征，所以对自由主义的党派不屑一顾，然后聚集在平凡而可靠的保护伞地下，他们喜欢“被训练、然后随时准备为命令他们的人效命”。他们欠缺的是一种“真正的革命观念”。

然后作者写道：“这是1932年魏玛共和的真实处境：清明的视野和政治的无能、恐惧、怀疑以及非理性希望的时刻。表面看来中产阶级的政治人物仍在运作他们的政治，但对其他人而言，危机实在已经迫在眉睫”

3.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章最后一段

几个月之后，希特勒成为德国的总理，魏玛人开始四处逃窜，身上带着魏玛精神，逃向伊索寓言式的放逐，逃向死亡的终结阵地，有的自杀——在柏林的公寓里听到敲门声后的自我了结，或是在西班牙的边境上，或是在巴黎租来的公寓里，或是在瑞典小村庄里，或是在巴西的某个镇上，或是在纽约的旅馆房间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带着魏玛精神继续活着，活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有的在实验室，有的在医院，有的投向新闻事业，有的在剧场上，有的走入大学的学术园地，在各自放逐的他乡异国，让魏玛精神真正开花结果。

本书遗憾的是：

目录对应章节处有一段文字那段没在正文中找到。那是：

创伤需要时间去治愈，并不是摇旗呐喊就能治疗创伤。真正的进步依赖“木匠按部就班地工作，铁匠拿着铁锤不停敲打，还有商人仔细算计等等”。

这一段写的亲切朴实，又谦卑。

书后附录有魏玛共和的政治简史。

如果想了解相关时期一些内容，此书可略作浏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