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

一激动，一口气看了三集。其实开始看时并没有报太高期望，心里还觉得以母亲的角色一味地诉苦会让人很反感，但自己也是女性，切身相关，所以权当看看玩了。看完三集愿意来这儿打4星，不打5星是它还没出完，不想把话说太满。

这剧让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女方的母亲（岳母）出场了。电影《找到你》评分不低，但我非常不满意的是里面的青年女性全是孤家寡人，男的都自带婆婆进可当打手替自己出头，退可当保姆替自己带孩，女性的父亲母亲则彻底缺席。

看到被告人母亲以及女主母亲出场时，我心里感慨：终于看到一个没有忽略女方亲人的剧，而且塑造的各方角色形象也都不那么夸张，除了老公（以及公公等所有男性形象，也可能是我不理解日本的文化吧，总觉得不太能想象）的形象稍微有些往坏里夸张一点点，婆婆，岳母都还算是很通情达理，可以理解的样子。然而可以理解的岳父母，他们出场是在计较自己女儿嫁得不够好，婚礼不够风光，房子不够大，如果结婚还要出去工作会很没面子。导致女儿们反而还要打落牙齿和血吞，面对别人表露脆弱还勉强可以，偏偏面对自己的父母更加要强。 女性的悲剧是四面楚歌的悲剧，人人都在点评你：点评你结婚太迟了会嫁不出去，点评你虽然结婚了但婚礼不风光，点评你老公不够有钱房子买的差，点评你孩子带的不好，点评你做饭做得不好。但他们都不愿意切切实实地来帮助你，政府说让企业承担你的带薪产假以及育儿的精力支出吧，企业说最好让老公承担你的带薪产假以及育儿精力支出吧，老公说我承担你的带薪产假（其实如果按照劳动法的人权保障标准，估计单靠老公承担的薪水根本就是在使唤奴工吧）已经这么了不起了，怎么还能让我继续承担育儿责任呢？也有老公说让我妈来帮你，这已经仁至义尽了吧！于是婆婆来了，但婆婆想的是我是来帮儿子的，该媳妇干的活我没必要帮啊，所以媳妇一方面仍然苦逼，另一方面白白多了一个监工。女方的父母亲在哪里呢？本来女儿有难，女方父母帮一把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现在有些女人自己以及女方父母都被洗脑得觉得女方父母出手就是天大的恩赐，搞不好还得闹出进一步的夫妻婆媳矛盾（似乎他们觉得女方父母默认不应该帮忙，让他们帮忙，那就说明老公以及公婆恶毒，所以需要跟老公、公婆斗争），有些被洗脑彻底的女性邀请父母来帮忙并且真的因此而跟老公、公婆起冲突，另外有些女儿看清楚了，找自己父母帮忙的代价也太大了，宁愿不请。

新手母亲青年女性还在很苦逼，但前面那一大堆的人都在互相指责：政府说企业搞性别歧视了，违反劳动法了；苦逼企业不敢跟政府顶嘴，只敢尽量悄悄招聘男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承担一些优秀女性的带薪产假；承担了妻子所谓带薪产假的老公还在指责妻子孩子没带好，请了自己母亲过来帮忙对方还不知足；公婆也在抱怨自己不能去跳广场舞了，媳妇带孩子也不听自己的经验，偶尔也觉得孙子孙女似乎没有别人家孩子强壮聪明；女方父母抱怨得更加多，男方当初结婚时给的彩礼少了，女婿挣钱少让自己女儿受苦了（其实少抱怨，心疼女儿受苦，自己就真刀真枪地出钱出力，否则闭嘴就挺好，说什么谁家女儿嫁的更好真是烦死人了）。

所有这些人，只要有一方，是只要有一方真刀真枪地帮助新手母亲，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只管点评，女性的困境就没那么大了。

政府福利好、企业福利好、老公给力、自己亲生父母给力，这些条件中只要满足一个，这名女性就被拯救了。生活中当然还是有不少女性很幸运，满足这些标准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但也总还是有一些女性真的是很不幸，没有一方真真正正帮她。

屁话大王今日语

今天我要谈谈：

谁是试图控制你的人？

谁又是尝试帮助和理解你的人？

我们如何辨别哪些人是真正的友人哪些是其他类别的人？

Let's go ！

戈夫曼的“他人是我们的镜子”这句话很长时间给了我很大的误导。

现实中的情况是萨特的 “ 他人即地狱 ” 才是事实，它道出了轻信这面镜子极有可能让你落入了他人的陷阱。萨特的小说《紧闭》就明确清醒地告诉你：地狱中不需要刽子手，「他人即地獄」。

人应该听别人的评价，但这样的评价应该是真正应该做到：认真听完整个过程的述说，尝试并理解你的倾诉对象。在此基础上评价。而不是加入你的出于某些潜意识下的私心，借此向倾诉对象施展你的一般准则和仁义道德。

每一个人的评价并不如你想象那么“旁观者清”，你能遇到的是各种心思各种生活背景和当下遇到各种情绪和生命体验的个体。你在背后包含着复杂社会关系的语言体系打交道。所以听人评价可以了解一个人的一部分。

区别和客观评价他们，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也不一定，个人的领悟能力在其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和准确的判断力。

一个不客观的人的典型行为：他们没有真正听你说话，你倾诉结束，就立刻开始斥责你，控制你的行为。

忽略众多因素给你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把解决方案归结于顺从一般准则，或他们认可的准则。他们通常注意不到你情绪的点在哪里，直接跳过理解，依据他们的一般处事方式对待你。

《小丑》里面的心理医生，《坡道的家》里的陪审员，还有一部早期的法庭断案电影又记不得名字了也是如此。好的影视其实不能直接帮你觉醒意识，但是能够在你醒悟的路上，帮你点破，帮你清醒的认识现实，在这一点上他们极有震撼能力。

那什么是客观的评价行为呢？他们会听你述说，并尝试理解你。如何知道他们在尝试理解你？

他们不是匆匆得出结论：告诉你不正常，你小题大做，斥责你不遵守一般准则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言语控制你的行为，压抑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和需求。

他们会：分析你所遭遇的难处，这些复杂的因素在哪些方面给你造成了何种心理压力。他能够给你一种真诚的倾听的感觉，他们不会立刻打断你的话或起身离去，因为他们愿意去理解你所有的情绪。这些基础之上，他们会给你建议，但不会试图控制你的行为（注意：这两者有非常巨大的差距。控制你行为的方式你是可以识别的）

试图控制你行为的表现：他通过有意贬低你的行为的暗示等方式给你施加了某种巨大的压力，通常这种压力会以至高的道德规范和一般规则来强迫你，使得你无法怪罪于他，而降罪于自身。时间长久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疏通的渠道，你无法告知他人，因为害怕被斥责成为不正常不合情理的人，被议论纷纷。

但实际上这种一般准则包含着巨大的压抑人性的不合理性。这一点也是我在《坡道的家》里学到的：你是如何一步步受人控制到最后失去生活的信心的，这里面有极其详细而深刻的解读。

而试图帮助和理解你的人：一定会很明显的在试图减轻你所遭受的心理压力，会指出这种一般准则的不合理性和缺乏人性，他们会鼓励你打破这种准则，摆脱控制，恢复你天然的人性。同时建议你如何权衡这些复杂的关系，在这之中的取舍，以及你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抗争这些不合理，如何为自己抗争和坚守。当然这样的人是极少的，他们的共情能力极其强大。

所以真正能在朋友里找到完全愿意理解你（重点是愿意，因为受限于个人情况，不一定能完全理解）的对象是人生极其幸福的事，如同高山流水的知己。

屁话大王：榛子树下的野玫瑰花19.12.27写。

为什么法官说根本责任在被告的环境，然后还是判10年！是道理我都懂但是还是往重了判？那陪审团到底是干啥的？

女主终于意识到她妈和她丈夫虐待她是因为爱她所以突然和解了？？？什么玩意儿？？？本来感觉很现实的一下子就玄幻了起来！

渣男的老婆借高利贷渣男出轨就一笔勾消了？？？？

女检查官打算带着孩子去就任她家所以她是打算离婚？还是带着巨婴一起走？巨婴也不同意啊？

总之，最后一集感觉和前面五集不是一个编剧吧！

顺便有人知道原著结局吗？

被这部剧震慑了。

虽然听上去不可思议+耸人听闻，但近几年日本常有类似的真实事件发生：

· 2017年，日本女性松子因不能忍受独自照顾三个孩子的巨大压力，将自己的次子摔死。

· 今年的6月13日，日本女性伊藤纪子因无法阻止孩子哭闹，将仅3个月大的孩子砸死。

这可能只是报道出来的，据说类似的事件日本并不少见。

这部剧一开始吸引我的并不是题材，是女主角柴崎幸，柴姐真的好美鸭

结果看了一集就被吓呆。柴姐饰演的女主角是位标准的日本主妇，平日里忙于家务、照顾丈夫和女儿的起居，基本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

日子若是一直这么过，估计也就“平平淡淡才是真”了。结果柴姐被选中成为法庭的替补陪审员，旁听的案件正是咱们开头提到的：一位初为人母的妈妈亲手将女儿淹死在浴缸里。

随着庭审调查的深入，我们的女主角开始对嫌疑人、对案件、甚至对自己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这部剧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故事并没有围绕着嫌疑人展开，而把镜头对准了旁听案件的陪审员。毕竟只有嫌疑人自己才最明白自己犯罪的原因，旁观者永远不可能100%还原案发现场和嫌疑人的心理。所以不如直接将旁观者作为故事发展的重心。

再者，各位证人的说辞各不相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和剧中的陪审员是一样的。

所以柴姐的角色就至关重要了，她才能带我们走进事情的真相。

01家庭主妇

其实咱们很难对剧中日本女性的遭遇感同身受。

剧中的家庭主妇们对孩子的关心超乎寻常，对家务事的重视程度是咱们的好几倍，而且她们的丈夫都不愿意分担家务，更别说照顾孩子了。

我采访了常居日本的闺蜜，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坡道上的家》里的事件虽比较极端，但描述的日本家庭却非常真实。

首先大部分日本人结婚后还是希望女性能够照顾好家庭，很多传统的日本男性也不会帮妻子分担，尤其”照顾孩子“被认为是母亲的责任。这也是剧中惨案发生的前提。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嫌疑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把孩子和家庭放在第一位，所以才有了后来老公的不理解不帮助和婆婆的指责。

第二，日本人民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也非常怕给别人添麻烦。如果你在日本的公交车或地铁上看见老人，一般情况是不需要让座的，除非你占用了“特殊专座”。因为他们第一不愿意被当成年迈的人，第二不想给你添麻烦。

因此，如果一位新妈妈照顾不好孩子，她会首先谴责自己。日本也没有什么金牌月嫂，保育院排队一万年，再加上丈夫不帮忙，心理压力激增，很容易就产后抑郁了。

第三，日本的老人不会主动帮忙带孙子（女），不像咱们四个老人愿意无条件、全心全意地带孙子，日本上一辈的家庭和子女的家庭相对独立，道理同上。

比如剧中嫌疑人的婆婆，因为儿子向她求助，她才去帮忙带孙子，也因此对嫌疑人大加指责。

02女主角的转变

柴姐的角色一开始性格软糯，每次陪审团讨论时都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偶尔说一两句被反驳了，马上紧张地道歉：“对不起我的想法不太成熟给大家添麻烦了。”

她在丈夫面前也没有自信，每每发生争执都会以丈夫的强势+她的沉默收场。丈夫虽没说过激的言辞，但态度大多是敷衍与轻视。比如因为参加陪审团，柴姐做晚饭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口感肯定不如以前。丈夫看似轻描淡写地说：“应付不来就不要勉强了”，实则是让她赶紧退出陪审团，把心思收回来。

但随着案情的发展，女主角愈发觉得嫌疑人有外人不知道的苦衷：因为案情中越来越多的和她自己的生活简直如出一辙。比如每个人都觉得女主角必须让家庭和孩子尽善尽美，比如老公不相信她教育孩子的方式，比如婆婆认为她做的饭不好吃、没能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甚至某天晚饭她多喝了一罐啤酒，丈夫就加以阻拦：“你以前可从来不喝这么多，你会酒精中毒的快别喝了！”（MDZZ）

女主角的自我意识随时庭审的深入开始觉醒了。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婚后被丈夫和孩子占据了所有的生活，以及原生家庭对自己的负面影响。

通过与嫌疑人相似的生活经历，女主角逐渐理解了嫌疑人“弑子”的行为，她还鼓起勇气在最后的评审员讨论会中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03为什么弑子

虽然日本人关于婚姻、家庭的观念与咱们不同，但生孩子养孩子需要面临的困难是相同的。至少，精力、财力、心理承受能力缺一不可。

剧中，嫌疑人和女主角在育儿时遇到了各种困难却无处倾诉，长期积压的委屈到最后就会爆发出巨大的伤害力。如果丈夫和家人能在育儿时给予更多的关怀，惨剧说不定就不会发生。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力不同，有的女性忍忍就过去了，有的女性反而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而有的女性可能就和剧中的角色一样，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所以这部剧除了讨论嫌疑人弑子的行为性质，更主要的核心是希望日本社会给予女性更多的体谅与关心。

说不到女权那么远，毕竟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但在家庭、生育后代这些问题上，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家人之间需要互相体谅。

比如剧中嫌疑人的婆婆，在法庭上说嫌疑人所谓的”精神衰弱“是骗人的。这话就非常失德了，因为很多新妈妈都会被”产后抑郁“所困扰，或重或轻。你没有相同的经历不代表别人也不会有。

最后，这部剧和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别被别人偏激的观念带跑偏了。

毕竟你的生活是由你自己的判断选择的，这倒是剧中探讨的主题之一呢~

END

咕噜电影

2019年底，日本生育率创下百年新低，结婚生子已不是日本女性的首要目标，因为一旦做了妈妈，女性在职场都将面临减分的人生，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把这一代女性面临的困境写成小说《坡道上的家》，2019年改编成剧集播出后，豆瓣评分9.0，观后感中最大的共鸣是：不敢生小孩了。

《坡道上的家》以一场虐童案的审判为开头，被告杀死了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女主角是育有一名3岁小孩的家庭主妇，她被选为这件案子的陪审员，原本她极力谴责被告残忍、没资格当妈妈，结果在一次次的庭讯中，听了被告的丈夫、婆婆、生母等人的说法后，她渐渐把被告的遭遇和自己的生活重叠，想起自己也曾有过想打孩子甚至杀孩子的念头……

在育儿的过程中，每个女性几乎遇到过相同的困境：为什么我无法符合社会和身边的人的期待？为什么女人有孩子就得舍弃工作？为什么婆婆总是插手孩子的教育？

“我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打破这个框架，真正地去做自己。”

自述 角田光代 撰文 白汶平

坡道上的家

《坡道上的家》的作者日本作家角田光代是当今日本三大女作家之一，小说围绕着一名家庭主妇里沙子展开。她是很典型的日本女性，婚后辞职把重心放在家庭，平时煮饭打扫等家务一手包办，还要耐心教导3岁正值小恶魔时期的女儿，虽然丈夫下班偶尔会帮忙，但育儿的疲倦和旁人的意见，还是让里沙子陷入焦虑，开始失去信心。

里沙子被选为候补陪审员参与虐童致死案的审判

有一天里沙子被日本陪审团选上，成为一名候补陪审员，参与一场虐童案的审判。被告是一名和里沙子年纪相仿的妈妈安藤水穗，她亲手把自己的女儿丢进浴缸溺毙。

一开始里沙子不能容忍被告的行为，但渐渐地，里沙子听着被告的丈夫、婆婆、妈妈等人证词后开始改观，甚至开始同情被告，因为里沙子好像在被告身上看见自己的人生。

“工作和孩子你无法都兼顾吧”

被告安藤水穗本来是职场的女强人，职业和公司都比丈夫好，但婚后因为婆家催生和被社会价值观束缚，她只好“跟别人一样”，生了孩子后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她周围的人都觉得，女性为了照顾孩子所牺牲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里沙子自从成为候补陪审员，每天都要出席庭讯，早上把3岁女儿送到婆家，结束后再急忙地去接孩子，赶在丈夫回家前做好一桌菜，她的丈夫表面上体谅，让里沙子晚饭简单做或是买外食也可以，嘴上总挂着“不要太勉强”，其实就是在贬低里沙子“你不行”、“工作和孩子你无法都兼顾”，贴心的话语里藏着轻视和傲慢。

“照顾小孩就是女人的责任

撑过去就好了”

被告安藤水穗的婆婆是很传统的日本妇女，把老公服侍得妥帖也很宠儿子，认为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打理好一切就是责任，无权抱怨。“一开始会很辛苦没错，但我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大家都是这样熬过来的，要努力成为男人的后盾”。

婆婆甚至叫儿子下班后就住酒店，免得半夜被孩子的哭声吵到睡不好，隔天上班没精神。

对于育儿的方式，婆婆也颇有微词，孩子刚出生时，就看着体型说太瘦小、容易生病，质疑媳妇奶水不够；孩子经常哭闹就怪媳妇不懂得带孩子，哭了抱一抱就好了，若是还哭就是媳妇有问题；偶尔还会跟别人家的孩子攀比，质疑自家孩子发育迟缓……而这一切的因素，婆婆只会归咎给媳妇，而不是儿子。

里沙子的婆婆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每天庭讯结束她去接女儿时，婆婆总是提醒她要把丈夫照顾好，要是没时间做饭，可以学一些简单快速的料理，还整理菜谱要里沙子学着做，让丈夫能专于工作。

“认真管教的妈妈变成坏人”

里沙子3岁的女儿文香，正值小恶魔时期，动不动就发脾气、任性、爱哭闹，有一天里沙子去接女儿回家的路上，顺便去超市买食材，手上提着东西，女儿又哭闹要抱抱赖在地上不肯走，里沙子就逗弄女儿说“不走的话，妈妈先回家咯”，接着假装离开躲在角落看着女儿，希望女儿能赶快跟上，没想到这时丈夫回家刚好看到这一幕，以为里沙子故意把小孩丢着路上，自认受了委屈的女儿立刻装可怜，让里沙子瞬间两面不是人。

平日几乎把育儿责任丢给里沙子的丈夫，假日偶尔面对女儿耍无赖，总是立刻去哄，让平日认真管教的妈妈变成坏人，不需天天面对小孩无理取闹场面的父亲，反而成了慈父。

“被生母否定的人生”

被告安藤水穗的生母庭讯时说，自己女儿要结婚时也没告知自己，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反对两人交往，原因是觉得女婿职业不够体面，以后女儿会需要娘家帮忙等等。

同样的情况也落在里沙子身上，她从小被母亲否定，考上大学、就业、结婚，母亲无一不挑剔，她和先生在东京外围的横滨共组家庭，她的母亲都要嫌弃房子不够大、离市区不够近，就连要离婚，母亲都不允许，好像里沙子的人生，从小就被支配。

种种因素之下，里沙子觉得自己在水穗的遭遇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她认为会造成悲剧的原因，绝不是水穗对孩子有杀意，而是真的被逼到绝境了，才会失手杀了女儿。

里沙子在陪审的过程中很少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她觉得也不会有人听，直到宣判前一刻，她才勇敢说出想法：“安藤水穗是如此的普通，她生活的困境与我们又是如此的类似，我们与她之间似乎只有一条窄窄的红线，一旦崩溃，便会似安藤水穗一样直直地坠入深渊。”

为什么爸爸不参与育儿

在中国，明明是双亲组成的家庭，但爸爸却常因为工作或其他因素不见人影，认为自己已经扛下经济重担，偶尔“帮忙”带孩子，就是分担，反而还会转过来数落妈妈做得不够好......让很多家庭主妇哭笑不得：到底要老公干什么？而造成丧偶式育儿的现象恐怕不只是爸爸的责任。

两地分居，迫于现实压力

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下，很多夫妻都是异地分居，或是为了给孩子好的生活，父母其中一方在异地工作，一年回家的次数非常少，希望能够省下交通费，给孩子多买点衣服、必需品，也因此不能参与太多孩子的成长过程，虽然遗憾，但迫于现实压力也只能如此。

丈夫不愿参与育儿

很多男人心里是这样想的“养孩子本来就是女人的事”，孩子半夜哭闹让老婆去哄、孩子饿了让老婆去张罗，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少关心，扮演可有可无的角色。

妻子全都自己扛

有些全能妈妈，可以同时把家事和孩子打理得非常好，也很宠孩子，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处理好，帮孩子想得多，却忘了也要给丈夫一点责任，可能原本丈夫也想做点什么事，但还来不及做或做得不够好，妈妈干脆都自己完成，渐渐地丈夫会越来越没有责任感，想着“反正有老婆在也不需要我”，从生活里渐渐淡出“爸爸”的角色。

女性观点：婚后生存不易

去年，角田光代出席了上海书展，一条对她做了专访。角田光代个子不高，脸上总是挂着少女般的笑容，她有过两段婚姻，没有孩子，和她笔下的女主角身份和遭遇相差非常大，她笑说透过“审判”的开场来描写女性生存现状，更有评判的力道，读者也能从各方不同的意见中去思考。

她告诉我们，在书展座谈会时有位男性读者向她提问：“看完坡道上的家，我觉得好像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苦衷，但同时也被自己的立场斩断了出路，我不想要事情发展成这样，身为男性，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位读者发问完，全场为他拍手，角田光代兴奋地说虽然这位读者没有分享看完的感想，但能够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遭遇，并思考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就是小说给人的启发了吧。

以下为角田光代自述。

我从1990年，23岁时以作家的身份出道，我的小说大多围绕在20、30岁的女性身上，在我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太美好的人吧。

因为我所选择的题目，都不是描写女性去追求自己目标或梦想的故事，几乎都是写女性遇到了某种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如何与他人协调，如何打破自己框架走出去的过程，至于走出去后是飞向更好的未来，还是遭遇了其他情况，我就不会再写了。

刚开始写《坡道上的家》是因为收到委托，在构思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关于审判的故事，因为审判是个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事情，可是整个过程就只是言语的交锋不是吗？检察官、律师、法官以及被告，所有人都只是用言语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各自表述立场，最后定下判决并进行法律的制裁，这让我觉得有点兴趣，所以开始想要把审判写成小说。

我在那之后又想，其实夫妻间也很容易发生言语表达不清而产生误会的情况，即使是彼此很了解对方的夫妻、或是男女之间也会这样。例如，男人对另一个非常亲密的女性朋友说“你真是笨蛋耶”的时候，会让对方感觉到恋爱中的暧昧，但也会有人因为被说是笨蛋而生气。

任何人都会因为关系的不同，而改变说话方式，甚至去解读其中的含义，我想不只是审判，在我们的生活中、两性的关系中也会发生，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我笔下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社会存在的真实现况。大概30年前，日本要是30岁以上不结婚，就会被人认为是奇怪的人或是说闲话“怎么会还没结婚”、“是不是个性有问题”，所以结婚生子对女性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加上男性地位比女性高，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状况还是存在。

在现代社会急速变化后，女性确实比以前更自由了。即使不结婚也不是这么特殊了，不婚不育也渐渐开始被认可，女性希望尊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也被赋予更多的责任，要如何取得平衡也让很多女性感到疑惑。

甚至有些人认为结婚对女性来说是扣分的，明明在工作上很能干，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但是却因为结婚了，像是家事、煮饭、丈夫的事、丈夫有时还带朋友回家、婆婆的事等等，一些别人的事现在全落到自己身上。

经济压力和女性地位提升也是一个现象，比起以前孩子出生以后，女性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比例已经越来越低，但女性有孩子后想继续工作的确不是这么容易，比如说女性在生产后，虽然可以放育儿假，但是在小孩成长到1岁2岁，她希望能够回到工作岗位的时，有可能找不到人帮忙带孩子或是合适的托儿所，我觉得还是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家人还是社会。

我的母亲是旧时代的人，有很多旧时代的观念，而我一直在跟旧观念对抗。我其实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真的非常不想结婚，觉得若是不结婚也没关系的话就不结婚了，但是我的母亲一直催婚，而我则是一直想证明女性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我用实际的生活去对抗，直到37岁，我想说“好吧，就结婚吧”。

我结过一次婚，然后40多岁的时候离婚，不过当时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若是母亲还活着，我想她大概会说像离婚不好之类的吧。41岁的时候，我再婚了，41岁算是非常晚婚，但是社会风气已经不太会说这种闲话了，而且不生孩子也没什么，我认为经过一定的年纪以后，这个社会好像变得比较容易生存了。

我家是我跟丈夫两人和一只猫所组成的，我们的根源就是将彼此的工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绝对不做干涉对方工作的行为。我的丈夫是摇滚乐手，他有时为了音乐一进入工作室，我们就可能两三个月没见面，而我自己也是，如果写作或是需要专注时，我会把猫带着到别的地方去，一个月也都没回来。

就是因为这样，即使几个月没见到彼此，对我们夫妻来讲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只要知道对方在为了很喜爱、很棒的工作努力，就是一件最开心的事了，这样生活的夫妻真的很罕见，像我说我3个月都没有见到我丈夫，别人也不会相信，但就真的没有。我对我丈夫唯一的要求，是每天和我联络一次，告诉我他还“活着”，就够了。

虽然看着其他的夫妻或是家庭，休息日可以一起出门玩，或是听到别人的丈夫有多贴心，我心里也会觉得“啊～我老公3个月都没回来呢”，但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要冷静。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家的样子，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什么方式，才是对自己最幸福的，想过一遍后就会忠于自己，然后继续生活。

部分图片由世纪文景提供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不知是否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世间最大的谎言”，不过这句俗语确乎是社会和需要“母亲”形象的，母亲之外的他者共同塑造的符号。“母亲”之外的人以词语“母亲”为名，赋予一位普通女性以崇高意义和象征——暂时不提中国社会，在日本，女性被冠以母亲，就意味着需要同时完美的肩负生养、养育孩子的“责任”和职业、家务的平衡，同时还不能不忽视了对于“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的丈夫和男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照。

1、 正当母亲之年的人

剧中的女法官渴望追求自己的事业，却疲惫于照顾一岁大的女儿。她甚至做出表格渴望与丈夫共同负担责任。丈夫在饱受育儿之苦后终于对女法官说出心里话——“我不在乎你的什么事业，作为母亲，你的职责应当是好好照顾孩子，守护好我们的家”。在这里，被赋予母亲形象的女人所拥有作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愿望和追求，被母亲应当有的“不辞辛劳的守护家庭、照顾公婆丈夫子女”的完美幻象所消解和击败。符号自身拥有了确证的含义，而被赋予符号的实体本身是怎样，已然无人关注（鲍德里亚）。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女人你自己喜欢什么，热爱什么我不care，既然你生了孩子，你是孩子的母亲，既然你和我结婚，是我的老婆，既然你是家庭的一份子，是我爹妈的儿媳，你就应当尽善尽美的，向书中写的，宣传画上的那样！

2、曾为母亲之人

这部剧中的个人所代表的社会中人的性格、角色十分典型，也就此提供了分析社会现象极佳的文本。陪审员中有若干典型的老年妇女形象，她们对作案者采取鄙夷、绝不同情的态度。她们的典型言辞是“我当时养育孩子也很辛苦，但是，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呢？无论如何母亲都不能这样对待年幼的孩子！”是她们的典型言论。她们确乎是母亲，但已然部分或全部的与这个结构性异化的秩序为伍，对年轻母亲施加压力甚至“迫害”。年老的妇女通过与秩序的同化，已然脱离了自己曾经的经历，甚至将自己遭受的经历归为符号的荣光。

3、渴望成为但并非母亲之人

陪审员中的芳贺是一位渴望生育孩子但因种种原因无法怀孕的职业女性。她拥有令人艳羡的高级职位和体贴的丈夫，但始终因为没有孩子而耿耿于怀。在剧中，芳贺多次表示“母亲一次都不能表现出不爱孩子”“无法原谅也无法同情犯案者”“怎么会有人忍心对这样年幼无辜的孩子下手？”她在公园里发现了一位七岁的小女孩，由于母亲经常在家里接待“男客”而被赶到公园里。喜爱孩子的芳贺于是将小女孩带到家里做烘焙，在被小女孩母亲识破“没有孩子，想和我家女儿玩过家家游戏”时破口大骂小女孩的母亲“没有做母亲的资格”但也被反击“没有孩子的人没有资格指责母亲。”在这里我们暂且将女孩母亲的举动搁置一旁，芳贺的某些言语显然是站在不是母亲但认为母亲就应该如何的立场之上，以所谓正确的言论要求母亲本人，这也部分印证了母亲符号具有的，将社会各角色纳入其规范秩序之内的强大力量。

4、作为“罪犯”的母亲/不合格的母亲

电视剧的主人公，勤恳温柔照顾孩子、丈夫的家庭主妇山咲里沙子在做一案件陪审员的过程中，渐渐将自己与罪犯——不堪照顾孩子之苦而将七个月大的婴儿“扔进”浴缸的安藤水穗

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审判安藤水穗的过程中，检察官和律师各执一词甚至大相径庭——检察官将安藤水穗作为虚荣的、拒绝他人关心的、故意杀害年幼婴儿的罪人以及不合格的母亲“这样的人不配做母亲”，而律师认为安藤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持续的遭到丈夫和婆婆的否定、冷暴力，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精神负担，并在案发时已然处于精神衰弱状态，不具有杀意。山咲里沙子在听审过程中渐渐陷入恍惚、焦躁的状态。她越来越难以忍受处于“恶魔期”的女儿的恶作剧，丈夫的不信任以及婆婆看似关心的言行。她甚至将孩子摔在地上，落在电车上以至于在孩子哭闹时险些杀害了孩子。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她渐渐回忆起自己育儿中曾经遭受的焦虑、精神衰落、临近崩溃状态，以及周围人（丈夫、别的妈妈、公公婆婆和自己的母亲）对她施加的压力，渐渐明白自己也曾经失手将孩子摔在地上，险些酿成同样的悲剧——“我怎么忘了，她就是我啊。”此刻可谓是山咲里沙子最接近“实在界”（创伤性内核）的，最真实脆弱的核心地带——饱受育儿之苦，甚至对孩子起了杀意；遭受持续的“以爱为名的”否定，只想逃离家庭甚至对“关心你的人”破口大骂；不断的被要求成为一个“正常的”母亲，而终究成为不正常的人。而正是在这个影子重叠的时刻，主体可以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可以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并真正脱离深渊——里沙子与罪犯达成真正的共鸣，同时因为发现自己生命中“疯癫”的罪犯之影，感到恐惧进而释然；通过与罪犯的共情，发现了在符号所营造和倡导的母爱光芒背后，痛苦、压抑之阴影始终与之共存，通过对自我的发掘，最终与自己，也与周围世界达成和解。

大结局中，两位“不合格”的母亲坐在海边的长凳上，互相“数落”自家婴儿的不听话，言辞温柔，语带释然，海水如温柔的纱布在暮色中荡漾。如果生命中那些琐碎狭小的“不正常”能够被倾听、理解和接纳，真正可怖的不正常——全面的疯癫、残酷的自杀和他杀是否可能被避免？

5、母亲周围的人

电视剧大结局中，法官表示判处安藤水穗十年徒刑，但法官接下来似乎并没有照着读出宣判书上那些冠冕堂皇的，符合社会“规范”的判词，这个被称为从不“同情判决”的冷酷法官如是说，

除了社会需要与安藤共同偿还罪责，安藤/里沙子周围的人，丈夫和婆婆，“用贬低、伤害控制对方，以求把对方圈在自己身边，只会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在这里，单纯的homosocial理论（即男性试图通过占有女性来宣告自己在男性社会圈子中的存在）已经显得单薄片面，作为丈夫，作为父母，作为老师、长辈等各种角色的人，一旦他们天然的处于权力结构的上游，他们向下游的弱势表达关爱的时候便容易陷进这个圈套*，通过表达爱来实施占有，通过贬低对方进而圈住对方但实际上是试图表达爱，爱和占有互相追逐，仿佛福柯笔下权力和快感追逐的回环。

*在这里我想到了陶崇园一案。今年接受采访的陶崇园导师王攀及其律师出示的聊天记录及相关资料显示，王攀至今都宣称他在表达对陶崇园这个“来自农村”“容易自卑”的孩子的关爱，认为让陶叫“爸爸”是一种玩笑和约定，而陶多次表示他想要逃离王的管控。这可以看作是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一方试图表达爱和关心，另一方却认为是控制和占有的典型例子。

6、那么，母亲是完美受害者吗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和他者对母亲的规范和对身为母亲之人的结构性压迫使得被赋予母亲符号的人难以从中挣脱。然而，我并不想为身为母亲之人自身之缺陷开脱，即使这一缺陷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精神性压抑赋予弱势群体的某种性格体现。

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对里沙子那种毕恭毕敬的客气，不断道歉说自己错了的态度，胆怯畏缩的形容举止印象深刻，这是里沙子母亲和丈夫不断的否定她试图将她圈在自己身边的体现，也是她从不争取突破他人界定的框架，未曾理智而独立的思考的结果——“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呢，原因在于我没有动脑思考。原因在于我任由别人为我的幸福做主，原因在于遵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无比轻松。”里沙子在陪审团评议时的这番话，通过勇敢的自我揭露和剖析，展示了弱势群体由于长期受到压制贬低而塑造的心理/性格机制。借用弗洛姆《逃避自由》中的理论，现代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选择的自由，但自由却给主体带来了选择和承担承担风险的负担，一部分有“虐待狂”特质的人选择成为强势的，主宰他人命运的人，一部分“受虐狂”特质的人倾向于随波逐流，接受他人的价值观和他人为自己做的决定，不用因选择的失败而承担风险，因为根本不需要“选择”。长此以往，他们抛弃了现代社会为主体赋予的自由，成为顺遂潮流的“常人”/“末人”，成为具备了奴隶道德的人，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他者（强者）的奴隶和附庸。他们要么心甘情愿的认为社会便是如此，要么在某些时刻感到压抑不满甚至走向疯癫，里沙子在剧中的转变是一个极佳的提醒和呼吁，作为母亲、学生、女儿、儿媳等种种处于权力架构末端的人，是可以通过积极的自我挖掘，交流沟通甚至部分对抗的形式，夺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的。

从对日剧《坡道上的家》中母亲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见母亲符号后交织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如何同蜘蛛网一般将活生生的主体越缠越紧直到崩溃。同时我们还可以见到，不只是母亲，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角色也受到了类似结构性异化的社会的制约。最后，弱势群体的部分性格/精神结构缺陷的产生不可避免，但正如剧中女主将自己面对的桎梏层层剥离显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夺回主体性和自由并非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